柳永诠(唐朝诗人与宋朝文人志趣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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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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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柳永诠,唐朝诗人与宋朝文人志趣有何不同?
唐代人不大分辨史实和传说,仍承汉魏六朝以至西域的传统,眼中显现的是一个人神不分的世界。宋代人只承认活人的世界。
唐人的笔记是传奇,而宋人的笔记是掌故。
唐代人处于一个“虚”的世界,而宋代人处于一个“实”的世界。
唐代科举重诗赋,而宋代科举重策论。
唐文人喜谈政治而少做高官,宋文人很多是政治家,做大宫。
唐代人在“安史之乱”以前不大认识各民族间矛盾冲突,宋代人因为几个不同民族的政权并立就把“人”和“非人”严格分别了。到了南宋又进一步提出“正统”。
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体现出磅礴的气势,昂扬的生命力,无不透露出鲜活丰富,盛大开阔的气息。与之相比,李清照的词所体现的细腻温婉,朱锐的画笔墨清润,布局奇巧,蔡襄的行书妍丽温雅;由此不难看出唐宋两朝的文人雅士存在着很大差异。
1.从创作体裁及内容上
唐朝多以诗歌见长,而宋朝则以词闻名。清朝有人这么比喻过“词之为体为美人,而诗则壮士也”,可见诗这种体裁阳刚,高亢,明朗,而词则阴柔,舒缓,精致。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门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亳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香软”的词风。词风香艳裱丽,堆砌华丽辞藻,感情空洞,数量浩繁而题材狭窄。
2.从审美观念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
刘禹锡《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王维《红牡丹》: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白居易《牡丹芳》: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卢纶《裴给事宅白牡丹》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王安石《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陆游《梅花绝句》: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迟。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林逋《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3.从文人气质上
唐代是在经过魏晋南北朝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胡汉一体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受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唐人“大有胡气”,尚武豪放,“出将入相”才兼文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受此风气的影响,唐代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股劲健豪侠之气,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纷纷投笔从戎,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平生的理想与抱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便喊出了这一时期一代文人的心声。另外,由于唐代文风的宽疏和文禁的松弛,使唐代士人普遍具有一股傲岸自负的狂妄气质。这种气质使得唐代士人充满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他们积极探索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文化创作时往往能够直打胸臆,毫无扭捏猥琐之态,他们的文化创作因而充满着自然真挚的美与清新纯真的气息。
宋代是在经过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藩镇割据与军人跋扈的历史教训,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在分割军权、压抑武人政治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和科举度,广泛吸收文人知识分子参加政权,逐步确立起了文人当政的文官制度,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重文轻武”逐渐成为社会风尚。宋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认识,走科举入仕成为宋代文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如此的时代文化氛围,使得宋代与前代相比,文人意识更为自觉,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也因此渗透着更为强烈的文人气息,他们创造出来的宋代主流文化(如即学、诗、词、文、赋、书、画甚至文人生活等)呈现出浓郁的精致、高雅、含蓄、内省的审美趋势;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的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明的政策,确保了文官政治,并且得到切实执行达三百年之久。
4.从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山的国度。唐代对各族文化,各种思想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恢弘气象。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现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性的灿烂风采。
而宋朝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所以在宋代,民旅本位文化日益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源;,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北宋时期的“正统论”等思想都拒绝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宋代文化弥漫着浓厚的复古思潮和本位文化思想。
唐朝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朝代,文化可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空前繁荣来描述百。那时佛、道、儒等等都能很好的发展,所以那时的文度化应该是古代的巅峰,大家频出,尤以“诗歌”为盛。到后期“词”的发展也比较快。同时“传奇”之类的文学也得到发展。而宋朝因为推行理学,人们的思想得到禁锢,相对来说不答够活跃。所以讲究严格格的“词”得回到发展,但和唐朝的诗歌之盛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当时的皇帝喜欢文的,受社会风答气影响,所以词的题材也相对较窄。当时的“平话”得到较快发展。
2. 怎么来证明所有的诗人情商一定会很高?
会写诗的人综合素质都很好,并不是题主提到的情商,情商能代表什么呢?历史上有名的诗人,他们写的诗几千年都能流传下来,你只用情商就能代表一切吗?好诗是懂诗的人才能品出滋味,并不是人人都能看的懂。说过比方:杜甫的诗李白能评出高低,而李白的诗杜甫也同样评出高低,所以说写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写诗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文学体材,韵、律、平仄、押韵等等,只有写出来大家都认可才算是好诗,更要强调的是:必须有名的诗人认可才算好诗。并不是题主提到的情商高低之说,情商是在写诗中运用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智商与艺术细胞相结合,科学全面的运用文字组合,其实;我本人对诗基本上没有研究,只是看过几本诗书,随看随忘。
3. 宋代汪洙神童诗里面的万般皆下品?
汪洙所写的三十多首诗汇编成集名为《汪神童诗》相关前后几句来共阅共赏: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有关国家机器和王公贵胄对文化的研读以前分享具体内容如下:再来谈谈文化是什么,认得字,知道书中内容都算不上文化。王公贵胄利用国家机器统治全国,对于文化必须有深入了解,否则无法统治。上下五千年多少王公将相,功败垂成,起起伏伏,哪个是个白丁!老百姓,能够知道那么多文化的有几个人,所祈求的无非吃饱喝足,家宅平安。如果真的懂那么多文化也是王公将相。神话故事,汉钟离躲进深山还是山中宰相,定天下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诗歌内容和古代社会品阶制度:仕农工商的格局分不开。应该说华夏文明自从有文字开始就尊崇读书人,尤其在隋唐以后开科举选拔人才,一般老百姓改变命运,尤其在和平时代基本就是读书。一旦入座朝堂,吃穿用度,良田千倾,妻妾环绕都成为事实。
4. 有什么诗或者词是大众误解的?
说一首非常著名的诗,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首诗语言直白,意境似乎也很直露,是谈访问隐者却没遇到时怅然若失的心情。可事实却是,在这短短二十个字当中,至少有三四个词语被今天大多数读者忽视甚至误解,如“松”、“童子”、“采药”、“山”等。
这是危言耸听吗?请看以下详解。
问答精妙,涵容主客两端先来看诗的整体内容:
诗人寻访隐者,行至其家,遇到立于松树下的小家童,便问:主人在否?家童答,主人不在,采药去了。(此第一问答)
问:去哪儿采药了?答:就在此间山上。(此第二问答)
问:能不能找到他?答:云雾飘渺,不知哪里去找。(此第三问答)
历来评诗者以为,此诗最高妙之处就在于短短二十字中,竟然包含一来一往多次问答。
如《诗法易简录》说:
一句问,下三句答,写出隐者高致。
《增定唐诗正声》:
李云:首句问,下三句答。直中婉,婉中直。
《唐诗鉴赏辞典》则进一步分析:
明明三番问答,至少须六句方能表达的,贾岛采用了以答句包赅问句的手法,精简为二十字。(沈熙乾点评)
《唐诗鉴赏辞典》认为此诗最佳之处在于化繁为简,由小童的回答,令读者反推出寻访者的提问。不但一扫冗长的弊端,更在凝练中提升了诗境,由逐级追问,表达了访客心境由期待到失望,继而又萌生出一线希望,直至彻底失落的过程。
一般访友,问知他出,也就自然扫兴而返了。但这首诗中,一问之后并不罢休,又继之以二问三问,其言甚繁,而其笔则简,以简笔写繁情,益见其情深与情切。而且这三番答问,逐层深入,表达感情有起有伏。(见《唐诗鉴赏辞典》沈熙乾评)
其实在这一问一答之间,不止反映了寻访者的心境,更将隐者的身份巧妙地勾勒出来。隐者,即隐逸之高士,他一抛头露面即销蚀了这个“隐”字,故以一童子代为“出面”,代为作答。出门也好,入山也好,采药也好,都好比是玄豹神龙,销声匿迹,不见首尾。
正如《唐诗解》所说:
设为童子之言,以状山居之幽。
又如《唐诗选胜直解》所说:
设为童子之言,以答寻问之意,不必实有此事。不露题字,而意已见。
既然是隐者,就不可能露面,可是完全不露面又毫无情致可言,所以,用一个童子“代表”他露面,方才显得曲折有致。
同时,因为反复问答把一个“隐”的主题推向极致。
在一问三答之间,既包含了寻访者心境起伏的写照,更蕴含了对隐者身份的描摹,及至暗藏嘉许之情;有主观亦有客观;有前景亦有背景;有实写亦有虚写,可谓绝佳。
恰如《唐诗评注读本》所言:
此诗一问一答,四句开合变化,令人莫测。
——诚然,前人对此诗在问答句上的隽永涵义论述得已是十分精到,然而笔者还是想问:此诗是否还有着以往评诗者未得之妙?
贾岛诗以“推敲”著称,读其诗宜反复推敲读《寻隐者不遇》尤其不应忘记一点,此诗作者是著名的苦吟诗人贾岛。
苏轼有诗歌评价贾岛:“从今岛可是诗奴”,是说贾岛和诗僧无可,二人皆苦求诗句字字皆工,为诗歌呕心沥血,如诗之奴仆。故在后世,贾岛便有“诗奴”之称。
关于贾岛作诗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推敲”这个成语的来历。
贾岛有次想到一句诗“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犹豫将“敲”字改做“推”字,继而又觉得还是“敲”字好。最后在大诗人韩愈的帮助下,终于选了“敲”字。
岛赴举至京,骑驴赋诗,得“僧推月下门”之句,欲改“推”为“敲”,引手作推敲之势,未决,不觉冲大尹韩愈,乃具言。愈曰:“‘敲’字佳矣。”遂并辔论诗久之。(《唐诗纪事》)
贾岛在其《题诗后》一诗中,直接分剖了自己创作时的心境: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其中“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几乎成了贾岛的身份标签,今人习惯称他作诗的状态为“苦吟”,并以此二句概括。然而,其实我们不该忽略了他后面两句的内心独白:“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即,“在我如此苦吟之下,倘若还没有知音者共鸣,我也只得独卧丘山自赏秋景了。”
那么,读者究竟怎样才能有幸成为诗人贾岛的知音呢?这就要求我们也应如他那样,对字句细细推敲,探究其中最深刻、最合理的意境。
现在,就让我们把“推敲”的精神用在探求这首《寻隐者不遇》的隐秘含义上吧。
隐者是谁?所采何药?所隐何山?《寻隐者不遇》文虽短少精炼,信息量却非常之大,仿佛一个谜面简短的谜语,能让人浮想联翩,费尽猜疑之力。
《唐诗正声》:自是妙音,所谓不用意而得者。
首先,隐者虽然难得相见,但至少可以确定:是一位采药者!
由此,读者便会生出一个疑问:他采药做什么?
是以此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呢,还是自己用来养性延年,抑或兼而有之?
诗中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又隐隐透出了答案。
在古诗文中出现“采药”一词,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而是一个典故,讲的是东汉末著名隐士庞德公的故事。
庞德公不肯接受刘表做官的邀请,甘愿与妻儿隐居乡间,后来,他与妻儿一同入山采药,从此消失不见。事见晋人皇甫谧《高士传》: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这段典故叫做“采药庞公”,或者“偕隐鹿门”,以庞德公采得仙药,与妻儿一起在鹿门山成仙事泛指隐士成仙。可见,《寻隐者不遇》谈及隐者采药,不是泛指而是特指;诗中的隐者,正如庞德公一样,是坚决不肯入仕求官的高士,他“入山采药”即是求仙之举。
像庞德公这样的隐者,抛却尘世间的功名利禄,超然物外、他采的药自然是长寿成仙之药。
说起庞德公,在今天可能不如陶渊明这样的隐者有名,但在古时候他可是和陶渊明名望不相上下,甚至还有更高一筹。他是诸葛亮、庞统等人的老师(同时也是庞统的叔父),他和当时另一位著名隐士司马徽(即水镜先生)是好朋友。他的弟子是国家栋梁,而他这样一位“帝王师”级的人物却始终隐居不出,所以更显得高深莫测、令人敬仰钦佩。
唐朝诗人表达对庞德公钦羡的诗句可不少。如孟浩然的《夜归鹿门山歌》: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又如杜甫尤其钟爱庞德公,在多首诗中吟咏到“庞公:
阮籍行多兴,庞公隐不还。
庞公任本性,携子卧苍苔。
庞公隐时尽室去,武陵春树他人迷。
松树是长寿的象征,更是著名隐者“赤松子”的象征物众所周知,诗无达诂,诗词总一层若隐若现,难以言传的一面。特别是专写隐者之作,更不会事事分明。
因此而言,《寻隐者不遇》似有一层欲说还休的境界:“或许隐者,隐而未隐;或许访者,不遇而遇……”
既然隐者所采之药为仙药,而仙药之作用,无外乎让人长生不死,永葆青春,乃至返老还童。在此诗中,恰恰包含着这样一类“长寿、驻颜”的意象。其一就是“松树”。
松,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是长寿、不老的象征,这毋庸多言。《论语》中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此外,松还是隐士的象征。古代传说有一仙人名为“赤松子”,是神农时代行云布雨的仙人,他有时隐匿于仙境,有时又现身于人间。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冰玉散,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搜神记》)
汉初名相张良,在辅佐刘邦取得天下之后,不愿为官,甘心隐居,他称自己要效仿古时候的赤松子,不乐人间荣华,只为求仙得道。
留侯(张良)乃称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史记》)
由此可见,全诗首字以“松”字入,其与隐者主题的联系真是妙不可言。
小童真是小童吗?隐者或许已经现身《而庵说唐诗》说:
夫寻隐者不遇,则不遇而已矣,却把一童子来作波折,妙极!
你没见着人就回去吧,偏偏跟个小童子有问有答,真是别有情致。
全诗靠一个小童子撑起局面,表面上看是一个家童代为应答,平添生趣。可深思之下,似乎又有一层暗示:隐者成仙得道,此刻返老还童。
这可不是脑洞大开,信口开河。古典文学作品常常以可爱的小仙童作为长寿青春的象征,在古代典故中仙人化为小童的故事更是很多,
如“八公化小童”的故事。
相传淮南王刘安好仙术,曾有八位老者求见,刘安的门客说:我家王爷所好是长生驻颜之术,你们这些糟老头子还是请回吧。话刚说完,八位老者竟然全变成十四五岁的小童子,过了一会儿,又都变回老者模样。门人大惊,赶紧进去通报。
忽有八公,皆须眉皓素,诣门希见。门者曰:‘吾王好长生,今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相闻’。八公咸变成童,王甚敬之。(《水经注》)
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八童子乃复为老人。(《神仙传》)
另一则故事更加广为人知:《水浒传》开篇所讲洪太尉访张天师事。
洪太尉奉天子之命去龙虎山请张天师入朝祈禳,屡遭凶险波折后,在山凹处遇到一个骑牛吹笛的小道童,便问可知张天师在何处。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洪太尉到达山顶道观,说起来时经历,道士告诉他:“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
整个故事读来委婉有致,一个小童子形象把张天师的神异完全渲染出来。
在那些奇幻的神仙故事中,仙人可能即是小童,小童可能就是仙人。一个稚气未脱的总角小童,更能映衬出仙家气象。
如此看来,《寻隐者不遇》中的小童说不定正是隐者本人呢,寻访者不是没有遇见隐者,而是当面错过了……
现在再来回顾全诗,当又有新的一重境界。
首句“松下问童子”:问的是“隐者去哪了”?可没想到,这隐者就是赤松子、八公一样的高人,此时他若隐若现,只是仙家之趣,凡人不识。——这一问,即是通篇之疑问。
第二句“言师采药去”:隐者,采长生之药于山林,是庞德公一样的人物。
第三句“只在此山中”:这座山,就如同汉末庞德公隐身不见的鹿门山一般。
末句“云深不知处”:云腾雾绕,虚无缥缈……以此做结,言有尽而意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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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柳永诠,唐朝诗人与宋朝文人志趣有何不同?
唐代人不大分辨史实和传说,仍承汉魏六朝以至西域的传统,眼中显现的是一个人神不分的世界。宋代人只承认活人的世界。
唐人的笔记是传奇,而宋人的笔记是掌故。
唐代人处于一个“虚”的世界,而宋代人处于一个“实”的世界。
唐代科举重诗赋,而宋代科举重策论。
唐文人喜谈政治而少做高官,宋文人很多是政治家,做大宫。
唐代人在“安史之乱”以前不大认识各民族间矛盾冲突,宋代人因为几个不同民族的政权并立就把“人”和“非人”严格分别了。到了南宋又进一步提出“正统”。
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体现出磅礴的气势,昂扬的生命力,无不透露出鲜活丰富,盛大开阔的气息。与之相比,李清照的词所体现的细腻温婉,朱锐的画笔墨清润,布局奇巧,蔡襄的行书妍丽温雅;由此不难看出唐宋两朝的文人雅士存在着很大差异。
1.从创作体裁及内容上
唐朝多以诗歌见长,而宋朝则以词闻名。清朝有人这么比喻过“词之为体为美人,而诗则壮士也”,可见诗这种体裁阳刚,高亢,明朗,而词则阴柔,舒缓,精致。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门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亳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香软”的词风。词风香艳裱丽,堆砌华丽辞藻,感情空洞,数量浩繁而题材狭窄。
2.从审美观念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
刘禹锡《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王维《红牡丹》: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白居易《牡丹芳》: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卢纶《裴给事宅白牡丹》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王安石《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陆游《梅花绝句》: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迟。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林逋《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3.从文人气质上
唐代是在经过魏晋南北朝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胡汉一体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受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唐人“大有胡气”,尚武豪放,“出将入相”才兼文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受此风气的影响,唐代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股劲健豪侠之气,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纷纷投笔从戎,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平生的理想与抱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便喊出了这一时期一代文人的心声。另外,由于唐代文风的宽疏和文禁的松弛,使唐代士人普遍具有一股傲岸自负的狂妄气质。这种气质使得唐代士人充满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他们积极探索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文化创作时往往能够直打胸臆,毫无扭捏猥琐之态,他们的文化创作因而充满着自然真挚的美与清新纯真的气息。
宋代是在经过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藩镇割据与军人跋扈的历史教训,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在分割军权、压抑武人政治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和科举度,广泛吸收文人知识分子参加政权,逐步确立起了文人当政的文官制度,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重文轻武”逐渐成为社会风尚。宋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认识,走科举入仕成为宋代文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如此的时代文化氛围,使得宋代与前代相比,文人意识更为自觉,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也因此渗透着更为强烈的文人气息,他们创造出来的宋代主流文化(如即学、诗、词、文、赋、书、画甚至文人生活等)呈现出浓郁的精致、高雅、含蓄、内省的审美趋势;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的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明的政策,确保了文官政治,并且得到切实执行达三百年之久。
4.从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山的国度。唐代对各族文化,各种思想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恢弘气象。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现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性的灿烂风采。
而宋朝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所以在宋代,民旅本位文化日益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源;,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北宋时期的“正统论”等思想都拒绝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宋代文化弥漫着浓厚的复古思潮和本位文化思想。
唐朝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朝代,文化可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空前繁荣来描述百。那时佛、道、儒等等都能很好的发展,所以那时的文度化应该是古代的巅峰,大家频出,尤以“诗歌”为盛。到后期“词”的发展也比较快。同时“传奇”之类的文学也得到发展。而宋朝因为推行理学,人们的思想得到禁锢,相对来说不答够活跃。所以讲究严格格的“词”得回到发展,但和唐朝的诗歌之盛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当时的皇帝喜欢文的,受社会风答气影响,所以词的题材也相对较窄。当时的“平话”得到较快发展。
2. 怎么来证明所有的诗人情商一定会很高?
会写诗的人综合素质都很好,并不是题主提到的情商,情商能代表什么呢?历史上有名的诗人,他们写的诗几千年都能流传下来,你只用情商就能代表一切吗?好诗是懂诗的人才能品出滋味,并不是人人都能看的懂。说过比方:杜甫的诗李白能评出高低,而李白的诗杜甫也同样评出高低,所以说写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写诗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文学体材,韵、律、平仄、押韵等等,只有写出来大家都认可才算是好诗,更要强调的是:必须有名的诗人认可才算好诗。并不是题主提到的情商高低之说,情商是在写诗中运用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智商与艺术细胞相结合,科学全面的运用文字组合,其实;我本人对诗基本上没有研究,只是看过几本诗书,随看随忘。
3. 宋代汪洙神童诗里面的万般皆下品?
汪洙所写的三十多首诗汇编成集名为《汪神童诗》相关前后几句来共阅共赏: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有关国家机器和王公贵胄对文化的研读以前分享具体内容如下:再来谈谈文化是什么,认得字,知道书中内容都算不上文化。王公贵胄利用国家机器统治全国,对于文化必须有深入了解,否则无法统治。上下五千年多少王公将相,功败垂成,起起伏伏,哪个是个白丁!老百姓,能够知道那么多文化的有几个人,所祈求的无非吃饱喝足,家宅平安。如果真的懂那么多文化也是王公将相。神话故事,汉钟离躲进深山还是山中宰相,定天下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诗歌内容和古代社会品阶制度:仕农工商的格局分不开。应该说华夏文明自从有文字开始就尊崇读书人,尤其在隋唐以后开科举选拔人才,一般老百姓改变命运,尤其在和平时代基本就是读书。一旦入座朝堂,吃穿用度,良田千倾,妻妾环绕都成为事实。
4. 有什么诗或者词是大众误解的?
说一首非常著名的诗,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首诗语言直白,意境似乎也很直露,是谈访问隐者却没遇到时怅然若失的心情。可事实却是,在这短短二十个字当中,至少有三四个词语被今天大多数读者忽视甚至误解,如“松”、“童子”、“采药”、“山”等。
这是危言耸听吗?请看以下详解。
问答精妙,涵容主客两端先来看诗的整体内容:
诗人寻访隐者,行至其家,遇到立于松树下的小家童,便问:主人在否?家童答,主人不在,采药去了。(此第一问答)
问:去哪儿采药了?答:就在此间山上。(此第二问答)
问:能不能找到他?答:云雾飘渺,不知哪里去找。(此第三问答)
历来评诗者以为,此诗最高妙之处就在于短短二十字中,竟然包含一来一往多次问答。
如《诗法易简录》说:
一句问,下三句答,写出隐者高致。
《增定唐诗正声》:
李云:首句问,下三句答。直中婉,婉中直。
《唐诗鉴赏辞典》则进一步分析:
明明三番问答,至少须六句方能表达的,贾岛采用了以答句包赅问句的手法,精简为二十字。(沈熙乾点评)
《唐诗鉴赏辞典》认为此诗最佳之处在于化繁为简,由小童的回答,令读者反推出寻访者的提问。不但一扫冗长的弊端,更在凝练中提升了诗境,由逐级追问,表达了访客心境由期待到失望,继而又萌生出一线希望,直至彻底失落的过程。
一般访友,问知他出,也就自然扫兴而返了。但这首诗中,一问之后并不罢休,又继之以二问三问,其言甚繁,而其笔则简,以简笔写繁情,益见其情深与情切。而且这三番答问,逐层深入,表达感情有起有伏。(见《唐诗鉴赏辞典》沈熙乾评)
其实在这一问一答之间,不止反映了寻访者的心境,更将隐者的身份巧妙地勾勒出来。隐者,即隐逸之高士,他一抛头露面即销蚀了这个“隐”字,故以一童子代为“出面”,代为作答。出门也好,入山也好,采药也好,都好比是玄豹神龙,销声匿迹,不见首尾。
正如《唐诗解》所说:
设为童子之言,以状山居之幽。
又如《唐诗选胜直解》所说:
设为童子之言,以答寻问之意,不必实有此事。不露题字,而意已见。
既然是隐者,就不可能露面,可是完全不露面又毫无情致可言,所以,用一个童子“代表”他露面,方才显得曲折有致。
同时,因为反复问答把一个“隐”的主题推向极致。
在一问三答之间,既包含了寻访者心境起伏的写照,更蕴含了对隐者身份的描摹,及至暗藏嘉许之情;有主观亦有客观;有前景亦有背景;有实写亦有虚写,可谓绝佳。
恰如《唐诗评注读本》所言:
此诗一问一答,四句开合变化,令人莫测。
——诚然,前人对此诗在问答句上的隽永涵义论述得已是十分精到,然而笔者还是想问:此诗是否还有着以往评诗者未得之妙?
贾岛诗以“推敲”著称,读其诗宜反复推敲读《寻隐者不遇》尤其不应忘记一点,此诗作者是著名的苦吟诗人贾岛。
苏轼有诗歌评价贾岛:“从今岛可是诗奴”,是说贾岛和诗僧无可,二人皆苦求诗句字字皆工,为诗歌呕心沥血,如诗之奴仆。故在后世,贾岛便有“诗奴”之称。
关于贾岛作诗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推敲”这个成语的来历。
贾岛有次想到一句诗“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犹豫将“敲”字改做“推”字,继而又觉得还是“敲”字好。最后在大诗人韩愈的帮助下,终于选了“敲”字。
岛赴举至京,骑驴赋诗,得“僧推月下门”之句,欲改“推”为“敲”,引手作推敲之势,未决,不觉冲大尹韩愈,乃具言。愈曰:“‘敲’字佳矣。”遂并辔论诗久之。(《唐诗纪事》)
贾岛在其《题诗后》一诗中,直接分剖了自己创作时的心境: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其中“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几乎成了贾岛的身份标签,今人习惯称他作诗的状态为“苦吟”,并以此二句概括。然而,其实我们不该忽略了他后面两句的内心独白:“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即,“在我如此苦吟之下,倘若还没有知音者共鸣,我也只得独卧丘山自赏秋景了。”
那么,读者究竟怎样才能有幸成为诗人贾岛的知音呢?这就要求我们也应如他那样,对字句细细推敲,探究其中最深刻、最合理的意境。
现在,就让我们把“推敲”的精神用在探求这首《寻隐者不遇》的隐秘含义上吧。
隐者是谁?所采何药?所隐何山?《寻隐者不遇》文虽短少精炼,信息量却非常之大,仿佛一个谜面简短的谜语,能让人浮想联翩,费尽猜疑之力。
《唐诗正声》:自是妙音,所谓不用意而得者。
首先,隐者虽然难得相见,但至少可以确定:是一位采药者!
由此,读者便会生出一个疑问:他采药做什么?
是以此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呢,还是自己用来养性延年,抑或兼而有之?
诗中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又隐隐透出了答案。
在古诗文中出现“采药”一词,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而是一个典故,讲的是东汉末著名隐士庞德公的故事。
庞德公不肯接受刘表做官的邀请,甘愿与妻儿隐居乡间,后来,他与妻儿一同入山采药,从此消失不见。事见晋人皇甫谧《高士传》: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这段典故叫做“采药庞公”,或者“偕隐鹿门”,以庞德公采得仙药,与妻儿一起在鹿门山成仙事泛指隐士成仙。可见,《寻隐者不遇》谈及隐者采药,不是泛指而是特指;诗中的隐者,正如庞德公一样,是坚决不肯入仕求官的高士,他“入山采药”即是求仙之举。
像庞德公这样的隐者,抛却尘世间的功名利禄,超然物外、他采的药自然是长寿成仙之药。
说起庞德公,在今天可能不如陶渊明这样的隐者有名,但在古时候他可是和陶渊明名望不相上下,甚至还有更高一筹。他是诸葛亮、庞统等人的老师(同时也是庞统的叔父),他和当时另一位著名隐士司马徽(即水镜先生)是好朋友。他的弟子是国家栋梁,而他这样一位“帝王师”级的人物却始终隐居不出,所以更显得高深莫测、令人敬仰钦佩。
唐朝诗人表达对庞德公钦羡的诗句可不少。如孟浩然的《夜归鹿门山歌》: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又如杜甫尤其钟爱庞德公,在多首诗中吟咏到“庞公:
阮籍行多兴,庞公隐不还。
庞公任本性,携子卧苍苔。
庞公隐时尽室去,武陵春树他人迷。
松树是长寿的象征,更是著名隐者“赤松子”的象征物众所周知,诗无达诂,诗词总一层若隐若现,难以言传的一面。特别是专写隐者之作,更不会事事分明。
因此而言,《寻隐者不遇》似有一层欲说还休的境界:“或许隐者,隐而未隐;或许访者,不遇而遇……”
既然隐者所采之药为仙药,而仙药之作用,无外乎让人长生不死,永葆青春,乃至返老还童。在此诗中,恰恰包含着这样一类“长寿、驻颜”的意象。其一就是“松树”。
松,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是长寿、不老的象征,这毋庸多言。《论语》中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此外,松还是隐士的象征。古代传说有一仙人名为“赤松子”,是神农时代行云布雨的仙人,他有时隐匿于仙境,有时又现身于人间。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冰玉散,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搜神记》)
汉初名相张良,在辅佐刘邦取得天下之后,不愿为官,甘心隐居,他称自己要效仿古时候的赤松子,不乐人间荣华,只为求仙得道。
留侯(张良)乃称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史记》)
由此可见,全诗首字以“松”字入,其与隐者主题的联系真是妙不可言。
小童真是小童吗?隐者或许已经现身《而庵说唐诗》说:
夫寻隐者不遇,则不遇而已矣,却把一童子来作波折,妙极!
你没见着人就回去吧,偏偏跟个小童子有问有答,真是别有情致。
全诗靠一个小童子撑起局面,表面上看是一个家童代为应答,平添生趣。可深思之下,似乎又有一层暗示:隐者成仙得道,此刻返老还童。
这可不是脑洞大开,信口开河。古典文学作品常常以可爱的小仙童作为长寿青春的象征,在古代典故中仙人化为小童的故事更是很多,
如“八公化小童”的故事。
相传淮南王刘安好仙术,曾有八位老者求见,刘安的门客说:我家王爷所好是长生驻颜之术,你们这些糟老头子还是请回吧。话刚说完,八位老者竟然全变成十四五岁的小童子,过了一会儿,又都变回老者模样。门人大惊,赶紧进去通报。
忽有八公,皆须眉皓素,诣门希见。门者曰:‘吾王好长生,今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相闻’。八公咸变成童,王甚敬之。(《水经注》)
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八童子乃复为老人。(《神仙传》)
另一则故事更加广为人知:《水浒传》开篇所讲洪太尉访张天师事。
洪太尉奉天子之命去龙虎山请张天师入朝祈禳,屡遭凶险波折后,在山凹处遇到一个骑牛吹笛的小道童,便问可知张天师在何处。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洪太尉到达山顶道观,说起来时经历,道士告诉他:“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
整个故事读来委婉有致,一个小童子形象把张天师的神异完全渲染出来。
在那些奇幻的神仙故事中,仙人可能即是小童,小童可能就是仙人。一个稚气未脱的总角小童,更能映衬出仙家气象。
如此看来,《寻隐者不遇》中的小童说不定正是隐者本人呢,寻访者不是没有遇见隐者,而是当面错过了……
现在再来回顾全诗,当又有新的一重境界。
首句“松下问童子”:问的是“隐者去哪了”?可没想到,这隐者就是赤松子、八公一样的高人,此时他若隐若现,只是仙家之趣,凡人不识。——这一问,即是通篇之疑问。
第二句“言师采药去”:隐者,采长生之药于山林,是庞德公一样的人物。
第三句“只在此山中”:这座山,就如同汉末庞德公隐身不见的鹿门山一般。
末句“云深不知处”:云腾雾绕,虚无缥缈……以此做结,言有尽而意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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